前言：建设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模式是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落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健康中国战略任务中，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搞建设的同时，做到健康优先发展、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足量健康的人口是青山绿水的建设者、守护者，健康的人口也是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实现全民健康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之一，健康的中国人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来源。

要想将卫生健康系统的保障性，屏障性发挥到最佳，有三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医护人员是否能够“赚到预防的钱”，也就是我国的各项支付体系是否支持不病、少病、晚病、主动健康，降低门急诊、住院总量，降低传染病风险，减少疾病总人口数。二是治理体系中是否将健康优先发展融入管理决策、用人标准、考核标准当中。三是是否将支持健康正贡献的技术、服务、管理、人才建设当成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甚至重点产业扶持。

从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我们发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体制是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在防治疫情中能够力挽狂澜的关键所在，但在疫情期间居民的正常看病就医需求与医疗机构的诊疗活动受到限制，导致医院整体收入下降，医护劳动的绩效降低，医护人员的工资受到较大影响，这些现象都指向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应该“赚什么钱？怎么赚钱？”的模式问题。

无论在日常卫生健康服务中还是在公共卫生灾害来临时，都应该有一整套目标与考核体系去支撑医疗卫生事业的稳定运行；都应该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加强党领导下的卫生健康工作，将卫生健康工作前置，作为社会发展的保障来命题，布置社会经济发展任务，在设定指标中以减少传染病与非传染病、减少患病人群总数，保证良好的人居健康为核心指标。

从医改的角度历史地看，凡是统筹一体，预防为主的时期，我国医疗卫生健康所取得的成都绩最为显著建国初期消灭鼠疫、天花、血吸虫病、脊髓灰质炎，极大减少霍乱、白喉、回归热、疟疾、流行性脑膜炎等传染病、流行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以及建立的三级诊疗体系，赤脚医生制度等都极大的提升了我国人口健康水平，使我国的人均寿命得到极大的提升。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的连续下降都是我国卫生健康取得的突出成绩。

同时，也我们也辩证看到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但是随之建立的，以单纯疾病救治本身设定的“多劳多得”绩效考核标准，以及“甩包袱”推向“市场”，并差额70%以上，让医疗机构自收自支，变相推动了“多看病”的发展模式。

虽然发展成绩显著，但是也间接导致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象。随着全民医保制度的广覆盖，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同时也激发了“看病”市场的潜在需求，形成了围绕差价赚取药品、耗材、器械、检查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腐败利益链条。

医务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职业价值受不到良好尊重，反而还受到不少的质疑与诽谤，甚至人身伤害。“花了钱就必须看好病”的不正确社会认知也导致了诸多医闹、伤医现象的发生，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影响极差。

综合国内外应对疫情的情况不难看出，纯市场化为主的医疗卫生模式在统筹协调资源时产生的桎梏十分明显。多个国家不惜动用国家权利，强行将市场化运作的医疗体系纳入国家统一管理。

同时，我国多年类市场化的医改导致了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许多问题。非典以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虽然成绩斐然，硬件能力显著提升，但是屏障性依然欠佳，在关键时没有起到阻断器的作用。

原因在于我医疗卫生系统的目标体系以多劳多得（疾病多）为核心权重，而防病、防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工作却无法用准确的量化指标去衡量，同样是医学院校毕业，公共卫生医师的工资待遇与临床医学毕业的医生护士无法相比，引发了人才总量流失。而且因任务属性强，在有“疫情”，有“问题”的时候重视公共卫生，一旦没有“事情”发生，公共卫生建设便很难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这导致“遇事”时很难发挥公共卫生应有的功能。

而且单纯因绩效指标的考核要求，将任务导向的公共卫生工作片面设计成“科研”唱主角，“谁能拿课题”谁老大的模式，在应用科技成果，执行任务部署防疫防病工作时缺乏法律、政策、管理的系统支持。

在疫情发生的当下，话语权与社会重视的程度极度弱化。防疫为主的工作因缺乏防疫的专业队伍、专门人才，导致在防疫过程中只能降为抗疫，用临床医疗体系的力量甚至调动国家全体系资源去应对。但我们看到本次疫情应对中，依靠社区卫生专家资源调动对防疫政策的倾斜，实现社区筛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分类收治+应检尽检，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防暴发；从技术与管理上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有效隔离、消杀灭等公共卫生职能，极大减轻了临床救治的压力，为救治轻、中、重症患者赢得了宝贵时间和空间。

同时我国发扬党领导下的群防群治、爱国卫生运动等良好传统，利用国家体制优势，力克疫情，实现了防疫工作的重大胜利，在为全球疫情应对中输出了丰富的防治经验。

只有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健康体制，实现医防融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的问题。核心还是包括公共卫生人员在内的医护人员是否能够“赚到预防的钱”，也就是支付体系，比如医保与商业保险体系是否支持以不病、少病、晚病、主动健康，降低门急诊、住院总量，降低传染病风险，减少疾病总人口数。

在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意见》中明确提出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里为适应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创新，将探索医疗服务与药品分开支付，探索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总额付费，结余留用和合理超支分担。这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医保只负责看病支付的功能，也将带动首先完成支付制度改革的地区如福建三明、浙江省多地市在建设以健康为中心医疗模式中率先突围。

从已经实现三医联动，建立紧密性医联体（医共体），并倡导预防，减少医保损耗的三明模式中，可以看到本次疫情并没有因诊疗量的下降，影响到医护人员的工资收入。

图1、三明医改医保从亏损到有结余

                                                     图2、医保结余并配合新绩效模式支付医护人员多做预防实现职工工资稳步增长

回顾三明医改成果，可以看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61岁，高于全国77岁并且高于福建全省77.84岁的水平。在医防融合的试点建设中，因紧密性医联体（医共体）总医院制度的建立，呈现出早预防、先预防的工作重心倾斜。对沙县等输入性风险较高的地区进行防疫前置，实现了良好的疫情防控效果。

综上所述，在本次疫情防治的过程中，我们总结经验，探索发展，从经验中探索方向，从问题中找到解决方案，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体现着我党实事求是的优秀的哲学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探索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可以带动除了卫生健康系统以外的各项社会进步，改变人居健康，提高健康绿色GDP产出，带动优势产能与投资向改革实验前沿地区倾斜，为疫情后期全国各地建设与发展提供经验，甚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模式样板。